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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夜,外滩公园唱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

时间:2021/9/26 20:52:58

来源:上观新闻    作者:邹赜韬    选稿:东方网教育频道 陈乐 黄澄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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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7月9日,星期五。媒体刊登的天气信息显示,那是一个炎热的多云天,最高气温逼近37摄氏度。那天,距离卢沟桥事变刚过去两天。

上海中外文大小报不约而同地在头版放送着中日开战的新闻。战争阴云压迫下,这天夜晚,中国第一座公共园林——外滩公园(今黄浦公园)里,一阵阵激昂的高歌回荡苍穹:“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,筑成我们新的长城!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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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声,缘何而来?

1937年7月9日,《大公报》第16版刊出启事:“今晚九时,如天气适宜,工部局管弦乐队在外滩公园举行铜乐演奏。听众免费入场,惟欲租用特备之座椅者,每人纳费二角。”

早在20世纪20年代,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已明确乐队立队使命之一为“在市政公园与花园内公开表演”。因此,之前该乐队曾连续多年筹划夏季开放音乐活动,广获乐迷及普通听众的好评。其中,不少夏季开放音乐活动是在老上海各公园内露天举行的。譬如1934年8月,每逢银行休假日,乐队便会于当天17时至18时30分在兆丰公园开演。

据1937年6月29日《大陆报》消息,当年的“上海露天音乐季”将于7月1日盛大开启。其间,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将轮流在杰西菲尔德公园(今中山公园)、公共花园(外滩公园)、虹口公园(今鲁迅公园)三处为民众献上露天音乐会。同一天出版的《字林西报》登载了演奏曲目。依照主办方预案,包括《蓝色的玛祖卡》《波希米亚人》选段等9首经典曲目将在外滩公园奏响。由此观之,7月9日晚外滩公园上演的露天音乐会,无论从组织形式抑或选奏曲目方面看,其实都是一场常规活动。

然而,两天前发生的卢沟桥事变,注定让1937年7月9日的夜晚难以平静。

当天,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8家单位联名发表《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为卢沟桥事件宣言》,疾呼“最近华北形势,一天比一天紧张,这局面直到昨晨敌人在卢沟桥挑衅事件发生,可以说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了!”同样是在这一日,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请缨抗日,宣誓:“请授命为抗日前驱,与日寇决一死战!”

是夜,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那场普通的音乐会准时奏响。启幕不久后,演出场地周边忽然响起了气势磅礴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合唱,歌声由低渐高,继而盖过了乐手的吹奏。

当年7月23日出版的《星华》杂志刊登了见证人“木圭公”(化名)撰写的回忆《救亡的歌声震动每个人的心能》。文章回顾:

“‘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’一阵勇壮的歌声,很激烈地在草地上响了起来。我……不由自主地向着歌唱发音处前进。到了目的地,只见十数个血气方刚的青年,分为二团,在草地上高唱着救亡的歌曲……他们把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唱完后,接着唱了一支《打回老家去》……不意引起了一行西捕的注目……那位巡捕先生,经过旁观者一度解释后,也不制止地去了……伟大的歌声继起,观众们愈聚愈多……”

假若放在和平年代,高唱歌曲打搅音乐会的确失礼。但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,爱国青年在外滩公园传唱爱国歌曲的行动其实是“一曲惊醒梦中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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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内,一份编号为“D-7999”的卷宗详细记录了巡捕房处置1937年7月9日外滩公园歌声事件的始末。

档案披露,7月9日当夜共有20名左右唱歌群众被巡捕控制,分批带上了两辆警车。在经过所谓“当场教育”后,态度相对温和的被捕群众得到释放,7人则被带回巡捕房接受进一步审查。

他们当中,年龄最大的毛忠康不过25岁,最小的江永如仅16岁。他们当中有打杂谋生的店小二,有囊中羞涩的穷学生,有跑前跑后求温饱的学徒,没有一位锦衣玉食者。

正是这群生活不那么“理想”的理想者,用救国歌声对抗亡国前夜的靡靡之音,击碎了部分人得过且过、自我麻醉的幻梦。他们有的来自宁波、苏州,有的来自广州等更远的地方,在黄浦江畔一道唱响了中国青年救亡图存的时代心声。

令笔者颇为动容的,是7月11日《新闻报》报道,9日晚11时,外滩公园游人散尽,突然间公园附近的黄浦江面上又响起了嘹亮的《打回老家去》歌声。经查,原来是“青年乘小艇在靠近公园处高歌”。7月18日《社会日报》编辑解释:“那天晚上黄浦江心里的歌声,是逃走的一部分朋友雇了船重新在船上唱的。”

这7名青年入狱后,舆论哗然。

《绥远西北日报》驻上海记者于7月10日0时54分发出急电:“外滩公园,9日晚有群众高唱救国歌,旋巡捕房派警备车捕去青年六人。”其所获数据虽不准确,但单是“深夜急电”这一条,就足见记者与该报对外滩公园一事的高度重视。随后几日间,诸多正义媒体相继声讨巡捕房,有的还痛斥“租界欺人太甚”,形容此事是“救亡有罪,唱歌被捕,上海外滩公园一幕悲愤剧”。

或是迫于舆论燃眉的压力,又或因中日战事星火燎原让租界方面嗅到了狼烟,巡捕房最终淡化处理,分批次释放了被捕的7名青年,未按抓捕档案所载计划那般提起诉讼。7月23日出版的《电声》杂志交代了青年们的后续:“十几个人里,有一两个立即放出,第二天,其他几个也放了出来,拘在那里的,仅二三人,但是到现在,也释放了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,1937年7月9日外滩公园主要歌者同出一校。

1937年7月12日《东方日报》新闻披露:“外滩公园唱救亡歌曲之青年十余人被捕事,已引起多方注意。闻此次被捕青年,均系量才补习学校学生。”量才补习学校,是近代上海传媒大亨史量才依托《申报》于1933年设立的成人教育机构。该校自创办之日起,便由李公朴亲自掌舵,很快便成为当时上海重要的平民教育、新思想传播基地。

几天后的7月17日,在聂耳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,上海爱国人士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大会结尾歌。《电声周刊》激情描绘:“末了是台上台下合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一连地唱了三遍,高壮的歌声,也许会使在场窃听的敌人打战!”

1937年7月31日“七君子”(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史良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沙千里)出狱时,与前来迎接的挥舞着旗帜的爱国人士一同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《立报》记者对这幕记忆犹深,以“七先生出狱时曾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”为题发布新闻。

“七君子”出狱之际,抗战宣传氛围转变。公共租界工部局文件显示,1937年8月“解封”后,上海的抗日救国歌曲宣传活动蓬勃发展。

1937年10月6日,租界内广播电台先后播放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热血》《救国军歌》《一日贡献国家去》《五月的鲜花》《保卫中华》《打狼歌》《冲锋歌》《抗敌歌》《打回老家去》等主题鲜明的歌曲。11月13日,稚鸣社广播在当天播送了《长城谣》《救国歌》《杯酒高歌》《大家一条心》《中国少年》《凯旋》《暮寒衣》《新渔光曲》《凯旋歌》等11首救国歌曲,基本覆盖了整个黄金时段的音乐档期。

11月14日,上海《社会日报》感言:《义勇军进行曲》“应该说是近一年来,最深入民间的一支歌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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